人们会把自己的偏见、偏好和评判投射到包括共情在内的所有对他人的反应中去。也就是说，共情未必会让人更道德。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是否会去共情还取决于你之前的一些决定，比如你更关心谁、谁更需要帮助、谁更重要等，而这些都是道德选择。

共情并不能决定你对他人的道德评价。恰恰相反，是你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决定了你是否会对他共情。神经科学研究的第三个重要发现是，感受和理解之间有所区别。

我在本书使用“共情”这个术语的时候，指的是感受他人的感受。你或许会质疑，这种对他人感受的感受与对他人心智状态的理解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对他人心智状态的理解也被称为认知共情，但有人会问这两者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这两者真的是一回事，那么我对共情的质疑就出问题了。毕竟，如果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必须或多或少地拥有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如果感受他人痛苦所用的神经系统与日常人际理解所用的神经系统是一样的，如果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那放弃情绪共情就会让我们损失太多了。

有些学者并不区分感受和理解，而是把两者放在一起，称之为“投射共情”（projectiveepathy）。“穿他人的鞋走路”是个非常流行的比喻，说的就是将两者合而为一，既知道他人的想法，也明白他人的情绪感受。但是，投射或者穿他人的鞋走路仅仅是一个比喻。当真正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你会通过感觉器官获取信息，比如看到他人的面部表情、听到他人发出的声音，继而会影响你的信念和感受。这些信息会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你，第一种方式是，告诉你对方的心智状态，比如你认为对方正处于痛苦之中；第二种方式是，引发你身上某种特定的感受，比如让你自身也感到很痛苦。当然，有可能同一个神经系统同时负责这两件事，理解和感受来自脑的同一区域。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理解和感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没有感受到痛苦的情况下，你也依然有能力理解对方的痛苦。

事实上，这种相互分离的双过程理论看上去更正确。雅米尔·扎基（JailZaki）和凯文·奥克斯纳（KevOer）在一篇文献综述里提出，关于心智，数百项研究都支持一种双系统理论。一个系统负责共享他人的体验，即共情；另一个系统负责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推理，即心智化或心智解读。虽然这两个系统可以同时被激活，并且常常一起工作，但它们在脑中占据的位置并不相同。例如，位于额头后面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参与了心智化的过程，紧贴在它后面的前扣带回则参与了共情的过程。

这种分离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想象一下如何理解精神病态的罪犯吧。克里斯琴·凯泽（ChristianKeysers）和瓦莱里娅·加佐拉（ValeriaGazzo）有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在讨论精神病态的罪犯到底是共情能力极强还是共情能力极度缺乏方面反反复复，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凯泽和加佐拉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很多证据：“在诱惑受害人上当时，精神病态的罪犯往往显得魅力十足且善解人意，这说明他们共情能力很强；但在之后对受害人进行暴力伤害的时候，他们却又如此铁石心肠、麻木不仁，也就是说呈现出共情能力缺失的状况。”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现象，凯泽和加佐拉试图去区分能力（可以进行共情的能力）和倾向性（想要这样做的意愿）。两人认为，这些精神病态的罪犯具有正常的共情能力，但他们能够像调节收音机音量一样对共情加以控制。例如，当想要用魅力吸引他人并获得信任的时候，他们就把共情调高；当要攻击他人的时候，就把共情调低。这个区分是正确的：两个人可能具有相同的共情能力却选择不同的运用程度，而且共情可以被人们与对方的关系激发或保持。或许，这种程度变化确实就是精神病态罪犯内心活动的一部分。

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如果你认为理解他人心智状态的能力（对施展魅力非常重要）和感受他人体验的能力（能够阻止人们施暴）是一回事，那么对你而言，精神病态者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谜团。当然，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精神病态的罪犯并不需要按下那个“共情按钮”：他们很擅长理解他人的心智，却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他们的认知共情能力很高，但情绪共情能力很弱。

这一点并没有否定理解和感受之间的联系。就像嗅觉、视觉和味觉是相互分离的，但享受美食的时候它们能协调运转一样，用不带感情的“冷血”方式去理解他人的处境，或许会让你能更真切地体验他们的感受，反之亦然。无论如何，理解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过程，所以把共情的优势和劣势铭记于心非常重要。神经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对共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也不会忘记本章的出发点，那就是探究共情的巨大力量。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真实的世界，共情的确有时会让我们变得更好。这也是一个必须解释的神奇现象。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