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对我产生的影响也很大。那时，文学艺术要讲政治，每件艺术品都要有政治主题，为政治服务。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隶属关系。因此这必然会反映在文学家和艺术家身上，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言语中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抵制，他们会用委惋的言辞来对此嘲讽之。我父亲在五七年前，曾叫他到新余钢铁厂去锻炼，叫他去写工农兵。他回来后就说（当然只对好友）：“写诗？工厂里写什么诗？写钢铁？胡闹！”

我和梁老师也说到过政治和艺术，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事。

他说：一次屋里画了一张月季（我是从这里才知道梁老师的屋里会画画）。他一看，便说屋里：“这怎么行？这不是风花雪月吗？风花雪月不就是封资修？不就是帝修反吗？”他夸张地说到这里，继续对我说：“小弟弟，这不行，我们不能不要政治，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在那画上添了几支向日葵，然后题了一句‘向阳花开月月红。’你看，这不就有了政治，——哈哈哈！”他大笑起来。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不要看我那时年青，但我已听得出这是嘲讽，是艺术家对政治和艺术关系庸俗化的嘲讽。我有些感触到：原来艺术从属于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严肃的政治和艺术的原则问题在这里被戏谑化了，变成了一个笑话。

后来，我进了工厂，再后来，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梁邦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得很厉害，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交桥（大概是这名）省文艺学院集训队，当时我父亲关在那里。我在院子里和父亲说话时他看见了我，走了过来。我一看见他，便叫了一声：“梁老师！”这一声叫，叫得他很感动，忙说：“不要叫老师，不要叫老师……”。他很想和我说话，但我父亲把我带开了。

我父亲对我说：“不要理他。”我问怎么回事？父亲说了原因。原来，集训队就是一个种植人仇恨人的地方，每一个受审查者都恨不得以致别人以死地来换得自己的解脱，所以在那里，假如一个人的问题严重了，便会遭到同样是受审查者的加害和欺凌。由于我父亲的问题后来比较严重（他竟敢在语录上打叉叉），所以许多人都来欺负他，当然这也包括梁邦楚。这事，数年后，家人曾对父亲说过：这不能怪他，当时，大家不都这样吗？不都是想早日获得解脱而已，我父亲也首肯了我们这说法。但我父亲毕竟没有活到文革结束，后来在江西文代会上，有些当年加害欺凌于他的人，现在又一次次的提出议案，要求为他平反昭雪。所以我不怪他们，我知道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打倒四人邦后，梁邦楚成了江西省美协付主席，如今也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想到与他的交往，便写下了如许文字，不能算是纪念吧，只是一段生命的回忆。想起他教我怎样画画，想起他教给我的许多绘画技巧，我都没有去做，白白地浪费了一个长者对我的期许，也就只有一声深深地叹息。

唉，造化弄人；可，谁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