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上皇曾经幽怨地说过，让他这辈子最头疼的三件事分别是——贺茂川水、双陆之赛和山门法师。

而山门法师，说的正是比叡山延历寺的僧兵们。

天台宗是由桓武天皇最为信赖的僧人最澄上人开创。

神护景云元年（767年），最澄诞生于近江国滋贺郡。其父三津首百枝，幼名广野。

三津首一族系登万贵王系统，乃天朝东汉末代皇帝孝献帝的后代，于应神天皇在位时期进入扶桑，并定居于近江滋贺郡，从此使用三津首的苗字。

近江一带称汉献帝子孙的人很多，但实际上只有滋贺郡中有着汉献帝苗裔，其余大都由传承关系结成的同族。

但最澄上人在完成受戒之后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痛苦之中，他遍读经书佛卷，苦索菩提佛心，为佛陀舍身求法的慈悲所感动，也为鉴真东渡弘法的毅力所动容。

可回到现实，最澄却清楚地看到“南都六宗”虽然在表面上盛极一时，但佛教的主要受众集中在公卿贵族层面。僧侣们乐衷于游走在权贵皇室之间，却对那些最广大的、生活在困苦中的底层民众不闻不问，这无疑是对“佛渡万物”之本心的一种亵渎。

想到这里，最澄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于是他毅然出走，孤身一人来到传说中的圣洁之地——比叡山，结草庵苦修，以求顿悟。

青年时代的最澄曾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极度痛苦和迷惘，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本愿》很好的反映了其当时心境，开头便是:“悠悠三界，纯苦无安也；扰扰四生，唯患不乐也”，满含住的苦闷哀之意，除了愁苦外，文中亦流露出了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上违于诸佛，中背于皇法，下阙于孝礼”，所幸在愁苦与反省之后，这个年青人斗志未失，他笔锋一转，写下了誓言的自我要求——“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还不出假”，通俗说便是，“只要我还没有达到六根清净的境界，我便绝不下山入世！”

最后，最澄在文末亦写下了他的人生志向——“净佛国土，成就众生”。

在之后的十二年里，最澄以“古寺草庵”为庐，以“青灯佛卷”为友，不曾离开比叡山一步。

这期间，天台宗一脉的经书教义和《法华经》对最澄影响甚大，据说他数度读之落泪，进而对天台宗和《法华经》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刻苦而深入的研究，或许从那时起，他便无比笃定这两者便是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唯一宝器。

而与此同时，最澄坚毅的修行事迹逐渐流传开来，他的名字最澄也为更多人所知，甚至连扶桑当时的统治者桓武天皇都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延历十七年（798年），桓武天皇召征召最澄为朝廷内道场之内供奉，学有所成的最澄也觉得是时候“为国家效力，为生民立命”了，便欣然出山。

桓武天皇与最澄颇有相见恨晚的意味，一直锐意改革的桓武天皇屡屡受制于保守跋扈的南都六宗，因而非常愿意支持最澄在佛教界掀起一股新风潮来与南都六宗对抗。并且，最澄“守护国家，利乐众生”的主张让桓武天皇赞赏最澄“守护国家，利乐众生”不已，他觉得这个年青人身上那个赤诚的爱国护民之心非常难能可贵。

就这样，桓武天皇成为了最澄的坚强后盾。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四月，桓武天皇把珍贵的谴唐使名额留给最澄，最澄得以在唐土天台山上先后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

在一年时间里，最澄争分夺秒夜以继日，主修天台宗，辅修密宗，佛学造诣愈发精进。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学成回国的最澄，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以天朝天台宗和《法华经》为基础开宗立派——即扶桑之天台宗。

最澄修行的故地比叡山雄踞在新都城平安京的东北侧，风水大师告诉桓武天皇此处乃是新都城的鬼门，应派一名法力高强的禅师坐镇于此，令魑魅魍魉无法骚扰皇都。桓武天皇遂将比叡山赐给了最澄，也将“镇护国都”重任交给了他。最澄得以名正言顺地经营管理比叡山，并开始建造被称为延历寺的庞大寺庙群。史载“（最澄）翌年归国，奉勒建大伽蓝，乃开天台法华宗”。

并且，从此之后的延历寺以“镇国道场”自居，每一任延历寺住持都自带“镇国禅师”光环而被世人尊称为“天台宗座主”。风头已经完全盖过了旧派的南都六宗。

正值盛年的最澄一时间成为当时扶桑最炙手可热的宗教领袖，甚至说其是桓武天皇时期的“国师”也不为过，但他没有忘记当年自己在草庵立下的誓言，他按照自己“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本愿努力构建着自己天台宗的体系。

首先是在佛性上，他针对当时法相宗方面提倡的“三乘论”展开了一系列论战，在三乘论的观点里，每个人悟性是不同的，只有极少数有天赋之人才可以得道成佛，这就好像《星球大战》里只有少部分“原力敏感者”才有机会成为绝地武士一样，如果说是否对原力敏感还是随机的，那“三乘论”中所谓的天赋则更多与一个人的出身门第挂钩。（据说三乘论起源于印度，因此这种倾向很可能是受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最澄则主张“一乘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都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最终得到成佛。这场论战在扶桑佛教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最终最澄的一乘观点大获全胜，“一乘主义”自此成为扶桑佛教的主流延续至今。

除了“佛性”之争外，最澄还大大简化了南都六宗繁杂的戒律和仪式，比如在南都六宗的戒条中，一个新成员的受戒仪式需要有三师七证总共十名德高望重的僧侣在场才能举行，而最澄给天台宗立的戒规里，最少一个见证人便可以举行受戒仪式，特殊情况实在找不到人的话可以用佛像作为见证人。

最澄还进一步提出了“其戒广大，真俗一贯”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出家人和俗世人的界限，最澄甚至主张天台宗的僧侣可以同时拥有出家人和原有俗人的两重身份。

总而言之，最澄主张类似于“因信称义”，重视你的本心而弱化了教条框框的各种具体规定。为此最澄向朝廷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申请，后者决定给这位“镇国大禅师”一个面子，尽管遭到了南都六宗的极力反对，还是在最澄去世的七天之后同意在延历寺设立他们自己的所谓“大乘戒坛”。

尽管最澄通过降低门槛的方式将天台宗教义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中去，但他为了保证天台宗僧侣的素质水平，对于修行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天台宗的弟子在完成受戒之后，在比叡山闭关十二年修习天台宗和密宗学问，期间不得踏出山门一步，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据说在当时曾经劝退了许多本欲皈依天台宗的年轻人。

外松内紧确实是一个很好构想，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此后延历寺在义真、圆澄、圆仁等优秀座主的带领下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京畿地区名副其实的第一宗。但与此同时，随着势力的不断增强，延历寺干涉世俗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处理问题的手段也变得愈发暴力。

自良源座主起，比叡山延历寺凭借着充足的领地收入和强大的群众号召力建立了常备的僧兵武装，一开始是为了保护延历寺的佛堂和领地，但这支力量很快就变得异常狂暴，一旦他们和其他宗派起了争执，以前也就是大家开场法会论战一下，现在则是一言不合就开打，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僧兵裹挟着数万不明真相的信徒气势汹汹的杀到你家门口，二话不说要把你家整个儿给扬了。

例如宽正六年（1465年），一支延历寺方面的僧兵部队突袭了本愿寺在京都的总部——大谷堂，并将其付之一炬；天文五年（1536年），比叡山僧兵再次攻入京狂暴地袭击日莲宗，并将它旗下的二十一座寺庙被夷为平地，使得整个京都几乎都沦为了战场，甚至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对于昔日的铁杆盟友——京都朝廷，延历寺也是毫不客气，只要哪一个政策法令稍微让他们不如意，马上就派僧兵再次裹挟着大量不明真相的信徒并抬着寺院里的代表神性的标志物神木或神舆，入京游行示威，名为上谏，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朝廷和将军一般都选择妥协退让。不是因为不要面子，而是因为在下坡高速路飙车的朝廷和将军可能真不一定打得过比叡山延历寺。

到这个时候，比叡山延历寺似乎早已背弃了“守护国家，利乐众生”的教诲。为了本寺的利益，而且更多时候甚至无关教义佛法之争，纯粹只是领地经济纠纷，他们便肆意大动干戈不惜生灵涂炭。

非常讽刺的是，昔日被寄予厚望的“护国道场”恰恰成为了影响京都治安的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