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很快就意识到司法部里的政治斗争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四面性，而不是律师行业里常说的两面性。不久他就在执行司法部长民权计划的时候中遇到了第二个官僚主义障碍，也就是行动迟缓的联邦调查局。多尔最早通过田纳西州海伍德县的案子开始体会到了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微妙之处。在田纳西州，除了孟菲斯还有两个黑人主要聚居地，海伍德县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当地的投票争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民权司接到投诉，声称白人农场主正在系统性地驱逐意欲参加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于是民权司要求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胡佛最初并不想接下这份棘手差事，于是就先发制人地指出，他很难按照《1957年民权法案的要求来证明驱逐黑人佃农与投票登记存在关联。民权司要求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调查，于是胡佛就本着一贯的作风相当迅捷地配合了对方的要求。可是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只是访问了一下最初的黑人投诉者，然后就上交了一份与早已见诸报端的新闻并无二致的报告。显然这份报告对于司法部的律师几乎毫无用处。

联邦调查局并非天然惯于拖沓误事，眼下的情况也并非不可避免。即使在处理民权案件的时候，特工们也完全可以明智行事且集中力量，就像一年前调查马克.帕克私刑案那样。但是民权司的律师们最终得出结论：联邦调查局拥有一套高度敏感的官僚体系，而且胡佛完全有能力一面做出全力配合的姿态，另一面又可以不动声色地对这套体系进行微调，却不必签发任何有可能授人以柄的明确指令。因此联邦调查局既可以迅疾如闪电，也可以粘滞如沥青，全都在胡佛的心念一动之间。比方说海伍德县的案子就陷入了沥青当中：在司法部多次要求下，联邦调查局拖到1960年夏天才做出回复。司法部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联邦调查局拿出来的调查报告则给出了信息量尽可能少的答案。7月22日，多尔刚到华盛顿不久，海伍德县的一位白人女士就将两份在白人中流传的名单复印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单子上列出了那些被标记成为租地收回、信贷压榨或者其他报复形式的目标的黑人的名字。她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联邦调查局向司法部简单提到了这位女士的说法，但是既没有提供名单作为证据，也丝毫没打算核实这名女士的个人信息。如此之多的疏漏必然致使民权司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私下里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主管们曾经给泰勒以及司法部的其他主管人员打电话，建议缩短调查时间或者推迟延迟，特别是在选民登记期间，因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如此紧张的场合下现身只会增加人们的敌意。每一个联邦调查学院的毕业生都知道，J.埃德加.胡佛在创建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明确地将小镇银行家的角色当成了每一位探员的行为榜样。鉴于探员们的日常工作包括追捕偷车贼、银行劫匪、美***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这套作风的效果非常优秀。但是假如探员们不得不在调查当中加入社会边缘人的行列，那么这套作风就只能帮倒忙了。

像多尔这种水平的律师主要依靠调查局获得基本信息，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遵守胡佛的游戏规则。不甘示弱的律师们精心发明了所谓的“指导”或者“填空”备忘录，旨在消除留给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回答问题时的一切自由裁量权。他们首先针对分管具体方面的特定负责人提出非常明确的问题，然后又根据对方可能给出的回答提出一系列后续问题。按照这种方式，这些寻求情报的请求很快就几乎形成了细密的网格架构，最终每一个问题都能变成长达两百页的文案。

长年担任乡村律师的多尔对于这套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如此扯淡的指导过程不仅同时贬低了问答双方的身份，而且根本不可能如实反映田纳西州海伍德县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因此他决定这一年夏天自己要到处走走，找几个当地人好好聊聊。其实这都是他在威斯康星工作时常做的事情，也许他刚到华盛顿还不久，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是多么热衷于他们的格言：“检察官起诉，调查局侦查。”于是几乎未经考虑的多尔离开了华盛顿这块制定国家政策的圣地，闯进了外部世界。在海伍德县，多尔找到了一位黑人教师并且询问对方如何看待乡下目前的事态。在此人的引荐之下，多尔很快就开车来到乡间偏远地区参加了好几场教会例会。第一次参加例会的晚上，他走进一座灯光昏暗的教堂，里面挤满了曾经试图投票登记的黑人佃农。例会主持人请他上前讲话，于是他紧张地表示自己是来自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今天到场的目的是提供帮助。出于好奇，他现场提问是否有人收到过租地收回通知，结果教堂里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手。

多尔在余生当中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的内心震荡。他久久凝视着所有人的脸，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场面。旨在阻止黑人投票的租地收回怎么可能范围如此广泛呢？他从现场的佃农手里拿到了五十张宣誓，这些佃农全都保留了租地收回通知单并且愿意公开做证。多尔又在县里走访了其他几处地点，找到了几位同样愿意做证的白人。根据这些白人证人的说法，有组织白人团体目前已经得到法律意见，从而不必违反联邦法律就能阻止黑人选民登记。多尔迅速将五十多个白人的名字添加进了地方法院诉讼的被告名单。之后他返回了华盛顿，心里很清楚他依然需要联邦调查局的配合，依然不得不使用官僚语言。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出行都打开了他的眼界，这几天实地考察的收获远比浏览成千上万页备忘录还要多得多。从此以后他的开创性招牌动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当成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就像鲍勃.摩西一样，多尔也受到了南方乡村民权运动的吸引，成为了一支单枪匹马的“工作队”。这段经历将会使他再也无法回到威斯康星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