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曲直濑道三、曲直濑玄朔这对舅甥还在常驻于京都的时候，就曾为足利义辉、细川氏纲、三好长庆等诸多近畿诸国之中地位显赫之人诊治过。
可现如今，曲直濑道三、曲直濑玄朔舅甥二人已逃离京都，并成为正亲町天皇的近臣、御医。
不单单是曲直濑道三、曲直濑玄朔舅甥，连永田德本、宇野藤右卫门、大月景秀、后藤左近将监等诸多近畿、东国有名的医师、侍医大都为上杉家效力。
加上三好家对京都周边的滥妨狼藉，以及对比叡山延历寺的烧讨，使得大量商人、医师、僧侣等逃往他国，甚至还有不少人主动将京都的虚实告知以上杉军为首的官军。
随着三好长庆的病情开始愈发恶化，使得代为处理三好家政务的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就手足无措起来。
在三好家中，眼下就只有三好长庆一人能以其威望来制衡各派系，聚集四国、近畿各地的国人领主们。
这一年，三好长庆还不到四十岁的年龄，假如再给他十年时间，可能三好家在近畿、四国的统治会更加稳固。
不论古今中外，英雄、枭雄的阳寿，素来是最大变量。
由于三好家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公愤，这也导致在近畿诸国之中，没有任何一名医师敢为三好家之人进行诊治，更别说三好长庆这个前任三好家家督了。
虽说三好家与堺町会合众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三好三人众也曾计划安排传教士用西医的方式来为三好长庆进行诊治，但被神智尚清的三好长庆所拒绝。
三好长庆本人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例如传教士手中的火绳枪、西洋镜、金平糖等等，但他却非常抵触让传教士来为自己诊治，并拒绝服用传教士的药物。
这就使得三好长庆的病情迅速恶化，完全看不好好转的迹象。
虽说三好长庆力排众议，在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对扶桑佛教圣地比叡山延历寺进行烧讨，但终究还是缓解了三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粮草辎重补给困难的问题。
毕竟山城一国自从南北朝时期、应仁之乱，在频繁遭到战火波及的情况下，当地产出的物资、粮草根本无法维持超过一万以上规模军势的开销。
再加上三好家实际上是没有稳定的后方，尤其是曾经在名义上同为京兆细川家治下的土佐国。
当长宗我部家选择倒向上杉家一方后，就使得阿波、讃岐、东伊予等地的三好家治下领国无法将兵员倾巢而出一般的向近畿诸国输送，反而还要在各处重镇要地之中配置守军、囤积粮草，导致三好家为了维持在近畿诸国的霸权，不得不提高征收年贡赋税的比例，甚至到了提前征收下一年年贡赋税的地步。
反观上杉家，因为有越后、佐渡、岩代，以及关东八国等地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可以通过海路、陆路源源不断得到补充，还能与敌对势力进行持久相持。
但比叡山延历寺就不一样了，不仅寺领横跨山城、近江两国，还在不断大肆圈地，甚至还依靠着河运、湖运、高利贷等诸多业务，赚的是盆满钵满，甚至还屯有大量的粮食，可谓是富可敌国。
可纵观大多数佛教典籍中，里面除了导人向善之外，基本都会加上几条自我防身的经教，比如说“出佛身血”类，就是告诉你佛像绝对不能破坏，佛像受了伤等同于佛本身受伤，那罪孽你多少辈子还不清；比如宗教的财产你不能动心思，偷了教产也是堕地狱的罪过多少辈子还不清。
尤其在天朝的南北朝时期以后，翻译的佛教经义中很多都会强调这一点。这可能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的两次大规模灭佛有关系。教徒们不光给佛祖穿上了汉人的服饰，也与时俱进的给防范下一次法难加了Buff。
不论古今中外，君主要想办大事，很多时候不光要苦一苦百姓，甚至还要苦一苦佛祖。
天朝的佛教在宇文邕灭佛后失了江山以及武曌尊佛做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后，在唐朝开始有了很不一样色彩。当三武灭佛的最后一武，唐武宗李炎灭佛后又是个迅速就死了的瘆人果报，是否真的有诅咒萦绕在了每个统治者的心头。
在后周世宗郭荣（柴荣）再度将屠刀挥向佛教时，他不是心里不嘀咕的，从留后路的做法和他自我安慰是可以看出来的，但还是毅然决然的做了。
因为郭荣又面临宇文邕当年的境遇和诱惑，雄主要干大事业，眼前又有座没有刀的金矿，自晚唐到五代的这一百年的大乱中百姓们过的太没有指望了，这也就意味着佛教又得到了巨大发展，积攒了大量的人口、土地和融化铜钱筑的佛像。
在三武一宗灭佛后，汉传佛教算是彻底夯实了一个概念：泥塑的佛祖绝对比铜筑的佛祖更禁得起风吹雨打。
第三次李炎的灭佛给佛教的发展思路打了别参与政治，扶植派系势力的补丁；
第四次郭荣的灭佛，在进一步的夯实上面三点补丁之外，又另加了杜绝舍身自残献祭这种表决心的信佛方式，心情能理解，但你得给国家交税，残疾了可不成。
郭荣袭宇文邕故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只能苦一苦佛祖了——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而后郭荣在扩大税基的基础上，还不忘扩大货币的流通——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可以说，不论是宇文邕、李炎还是郭荣，他们灭佛行动与拓跋焘相比还是斯文了不少。